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的“八八战略”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，生产、供销、信用“三位一体”合作经济正是统筹城乡的枢纽。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对“三位一体服务三农、条块交融统筹城乡”的理论与实践给予高度评价，指出“三位一体”农村新型合作经济是三类合作组织的一体化，也是三重合作功能的一体化，又是三级合作体系的一体化。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对“三位一体”合作经济的重要论述，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理论，立足于中国农村基本国情，继承并发展了党在农村合作化、集体化改革中的成功经验，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理论创新。其核心在于以农民为主体、以合作为路径、以服务为核心，通过重构生产、供销、信用三大功能，破解小农户组织化不足、服务体系不健全、金融支撑薄弱等突出难题，探索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的新型合作经济制度。2016年，福建龙岩基于这一思想进行制度创新，形成“农合办+联合社”双轴驱动、“五大服务平台”体系和“五维联动”闭环机制，不仅显著提升了农民组织化和服务能力，也为全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鲜活样本。
一、“三位一体”的制度逻辑：从经验总结到体系创新
一是核心要义在于“四化”。“三位一体”首先体现在主体组织化、运营市场化、服务专业化和合作一体化上。主体组织化通过农民合作社、供销社和农村信用社（或新型金融机构）嵌套，把分散小农联合起来；运营市场化让合作组织嵌入价值链分工，避免“政策空转”；服务专业化强化托管、农资、金融、加工与流通等专业化服务；合作一体化打破单点局限，推动“产供销金”全链条协同，形成高效制度格局。
二是制度本质在于“走组织化的农村市场化路子”。“三位一体”通过合作组织把小农嵌入现代市场，既克服合作社自发性、松散性的弱点，又避免行政替代的僵化，形成“合作调节市场失灵、市场约束合作低效、制度增强组织性”的逻辑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经济思想的继承，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发展的回应。
三是制度精髓在于“农民主体、融合共生、体用合一”。农民主体体现农民是根基，既是组织成员，也是收益主体；融合共生则把生产、供销、信用有机打通，避免割裂；体用合一强调以合作经济为“体”、为农服务为“用”，实现制度创新、组织重构和服务功能统一，防止“空心化合作社”。
四是实现方式强调“弱者联合与强者引领相结合”。合作社把小农组织起来形成合力，龙头企业、供销社和能人办社注入资源，党委、政府通过政策设计、财政支持嵌入其中，形成“政府引导+农民主体+市场驱动”的合力，构建生产—流通—金融闭环运行。
五是战略目标指向“三个层面”。在经济上，通过降低交易成本、增强抗风险能力，使小农嵌入现代产业链；在社会上，通过服务集成和利益共享，推动增收、培育中产、促进城乡融合；在政治上51配资，通过合作组织与村党组织的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。由此，“三位一体”成为兼具经济、社会、政治功能的复合制度创新。
二、龙岩实践：从制度嵌入到机制落地
一是构建“农合办+联合社”双轴制度体系。龙岩市率先在市县两级设立“农合办”，统筹制度供给、规划设计与政策协调，成为党委、政府的制度化支撑；与此同时，依托供销合作社体系，农民合作社自发组建联合社，承接市场化服务职能。这样，一方面有制度和政策的顶层供给，另一方面有市场化的自发运行，形成了“行政之手”与“市场之手”的有机结合。实践表明，全市已发展合作社4119家，联合社127家，入社农户20.1万户，组织化率和服务能力显著提升，农民逐步从“市场边缘人”转变为“制度共同体成员”。
二是打造“五大服务平台”，推动功能集成与制度化运行。其一，联合社运营平台。通过土地流转、农资统购、农业托管等服务，把分散的农户联结起来，推动合作社规模化、专业化发展。356名合作社带头人已成为农村产业化的中坚力量。其二，城乡供销便利店平台。以“红古田+供销社+见福便利店”模式，建设综合服务社321家，提供生活日用品、电商物流、农资、金融保险等20余项服务，年销售额超4亿元，既满足农户需求，又推动农产品上行。其三，物流协同平台。整合快递和电商渠道，形成“供快合作”体系，建成农村站点527个、城区站点392个，2023年进出港快递量达1.2亿件，打通城乡双向流通通道。其四，金融增信平台。设立“供销助农增信贷款基金”，联合银行和保险机构为农户贷款提供增信，累计发放贷款14.19亿元，惠及9795户农户，缓解了农村金融瓶颈。其五，党建引领“村社共建”平台。在127家联合社中建立10个党支部，推动村党组织与合作组织“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”，累计培养致富带头人263人，强化组织力与凝聚力。“五大平台”的建成，使合作经济从分散的功能叠加走向制度化的整体集成，显著提升了农村合作经济的系统韧性。
三是创新“五维联动”制度闭环，推动合作经济内生发展。在组织协同上，形成“政府+供销社+联合社+村组织+金融机构”的五元治理架构，打通组织壁垒；在服务集成上，整合农技推广、农资供应、金融服务和市场销售，实现“一站式”服务；在政策嵌套上，把财政补贴、信贷支持、技术推广和带头人培养纳入同一政策工具箱，增强合力；在利益联结上，探索“租金+分红+报酬+销售”的收益模式，增强农户参与积极性；在机制耦合上，以“农合办”牵头、“联合社”为枢纽，形成“政府引导+市场运作”的双轮驱动。“五维联动”使龙岩实现了合作经济从“政策扶持型”向“内生驱动型”的转变，真正做到了制度架构清晰、机制运行顺畅、组织基础扎实，为全国提供了具有可复制性的制度样本。
三、理论深化：以制度逻辑推动合作经济重构
一是对国际经验的融合与超越。“三位一体”并非凭空创造，而是在深刻吸收国际合作经济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制度性超越。欧美合作社自19世纪以来，强调罗虚代尔原则，突出民主管理与公平互助，并在乳品、粮食等领域形成较强的效率优势。例如，荷兰乳品合作社的市场占有率一度超过全国的70%，有效提升了农产品的组织化程度。但其局限在于功能相对单一，抗风险能力不足，一旦遭遇市场波动或金融危机，合作组织的韧性有限。日本农协则在二战后形成以金融为核心的综合服务体系，覆盖农业生产、流通与信用，20世纪80年代，金融业务规模一度占日本农业贷款的90%以上。然而，过度依赖金融和行政主导，使其逐渐出现效率下降、农民参与度下滑的问题。与此相比，“三位一体”龙岩实践通过生产、流通、金融的嵌套融合，既避免了单一功能导致的脆弱性，又防止了金融垄断与行政僵化，实现了“政府+市场+社会”多元共治的制度创新。这不仅继承了国际经验的合理内核，更突破了其结构性局限，展现出制度自洽性与灵活性的结合。
二是对制度经济学的呼应与发展。制度经济学强调“制度安排决定资源配置效率”。“三位一体”龙岩实践正是通过制度重构，把农民从市场的边缘人转变为制度共同体的成员。在组织整合方面，合作社与联合社将分散的小农户联结成规模化主体，显著增强了农民在市场中的议价能力。在产权设计方面，探索“租金+分红+报酬+销售”的多元收益模式，既增强了激励相容性，也避免了“搭便车”问题，使合作能够形成可持续的内生动力。在制度嵌套方面，把财政补贴、信贷支持、农技推广和带头人培育等纳入同一制度框架，提升政策工具的协同效能。由此，“三位一体”龙岩实践不仅验证了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效率的核心命题，还拓展了合作经济在制度创新与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理论边界。
三是对发展治理理论的回应与拓展。发展治理理论指出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突出瓶颈在于“市场碎片化”与“制度空转”。“三位一体”龙岩实践通过合作组织嵌入市场体系，重构了农村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和基层治理的运行逻辑。一方面，把生产、供销、信用三大功能整合为完整链条，降低了制度摩擦和交易成本，使农业发展能够实现系统性联动。另一方面，推动了治理机制的创新。例如，在龙岩，村党组织、联合社之间实现了“双向进入、交叉任职”，不仅强化了制度的执行力，也增强了农民的主体性和治理参与感。实践表明，龙岩的“五维联动”模式，不仅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，还显著增强了农村社会的凝聚力与治理效能，为发展治理理论提供了一个鲜活的中国案例。
四是为全球合作经济提供中国方案。当前，全球合作经济普遍面临“组织失效、功能退化、边缘化”的困境。欧美合作社的农民参与度和市场影响力呈下降趋势，日本农协因金融主导导致组织僵化和效率滑坡。对此，“三位一体”龙岩实践提出了四个制度转变：由“单功能协作”向“多功能整合”，由“组织自治”向“政府协同嵌入”，由“成员内部合作”向“跨组织协同”，由“农户依附”向“农民主体性激活”。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兼顾市场效率、社会公平与政治整合，更为“全球南方”国家破解小农困境提供了可复制的“中国方案”。当然，也必须看到现实中面临的挑战：不同地区经济条件与组织基础差异较大，农民参与积极性存在落差；部分数字化服务平台覆盖率有限，影响资源整合效率；制度的长期可持续性仍需金融支撑和持续创新。这些问题提醒我们，“三位一体”虽已展现了制度创新的生命力，但仍需因地制宜、不断优化，才能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制度效能。
四、结论与展望
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对“三位一体”合作经济的重要论述，对于新时代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是重大理论创新。福建龙岩基于这一思想进行制度创新，通过制度重构将分散的小农户有效嵌入现代农业体系，实现生产关系优化、服务体系完善与基层治理提效。龙岩的探索实践表明，唯有制度化组织、市场化服务与系统化机制协同推进，才能真正打通小农经济与现代市场之间的结构断点。
面向未来，还可以重点关注三方面：其一，制度平台从“农合办+联合社”向“党委政府+合作组织+市场主体”转型，强化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深度协同；其二，合作经济也要加快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，借助智慧农业、大数据与生态循环，增强精准服务与可持续能力；其三，“三位一体”合作经济的经验做法可“全球南方”国家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中国方案，助力“全球南方”国家破解小农困境。
总之，“三位一体”既回应了我国“三农”问题的现实挑战，也为全球合作经济理论注入制度新解，是融合效率、公平与治理的中国方案51配资，具有强大的制度生命力与国际经验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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